有谁能晓得“老哑巴”真正的底细呢？大概很少，或者说没有。
大家生活在这个解放初才开发建设、根本就没有丁点儿历史的移民镇子里，彼此都不了解对方的来历，即便是东西院的邻居也不知道来自何方，只能从口音上辨别出是南方人或北方人。
这个“老哑巴”，当然，人们对他是不屑一顾的，他自己呢，更是不去关注身边发生的一切。
他的眼神木讷、呆滞、无光，他整天首如飞蓬、衣衫褴褛，用那瘦骨嶙峋,看似没有洗过的双手推着一辆粪车，蹒跚于大街小巷，那辆粪车就是他的拐杖。
人们从未见过他哭或笑过，也从未见他沮丧或兴奋过，他就是我们镇子上早时唯一推着车子掏粪的人。
老哑巴是我家的邻居，所以我就有较多机会看见他的身影。我自小就知道他家的院子总是那么杂乱，一片狼藉。我还知道他是一个整天脏兮兮掏大粪的人。掏大粪的，大抵没有几个好人，不然他怎么能干那活呢？那时我想。
起初他也是常常被押到批斗会上挨斗的，听大人讲，老哑巴的一个侄子解放前在国民党军队当兵，后来随蒋介石逃到台湾，解放后老哑巴就被划为“特嫌”，被押送到我们这个偏远的镇子改造。从我记事起就从未听谁喊过他的大号，“老哑巴”已成为他的代称，大多数人已不知他年龄几许，姓甚名谁。
在那“金猴奋举千斤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的年代。全国上下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们镇子的革委会三天两头就要开批判会。造反派们呼朋引类，沆瀣一气，只要头头儿说某人奸逆，众人就随之吠影吠声。
高压之下，有许多人的人身权力被褫夺，那种瘴厉之气令人窒息。老哑巴因了一个不大光彩的代称，不管是在多少次批斗会上招致多少次恶言厉詈，他都无动于衷、安之若素。
一个不会说话的哑巴是问不出什么的，革委会无奈，索性在被批斗的名单上划去了“老哑巴”的名字，老哑巴着实也少挨了许多皮肉之苦。
老哑巴不会说话，他的话都让他的老婆说了。那老太婆身材匀称，尽管上了年纪，还能透出个美人坯子，虽然几道皱纹横在额前，但证明不了她的衰老。
坐在我家的院子里就常常能听到她半疯似的呵斥声、怒骂声。门前路过的人从不去理会她的怒骂，知道她在骂老哑巴：“你那该千刀的侄子，当他妈的什么国民党兵？好光没沾上，还害得咱们去挨斗。”
老哑巴一副忧郁的脸相，兀自蹲在掉土的房檐下愣神。
那时的拾粪就是掏大粪，整个镇子没有一栋楼房，更没有下水道和化粪池，镇子上的人们都住平房，公厕数量很少，每户人家都在院子的一角搭个茅房，外面留一个小洞，预备掏粪用的。
酷热的夏季，茅房的粪便都已发酵，恶臭四溢，虫豸横行，清除这些粪便就是老哑巴全部的活计。每天天不亮就能听到老哑巴粪车的“咯吱，咯吱”声，那时人们还未起炕，这样就会少遭一些蹲在厕所中人的谩骂。
老哑巴整天同大粪搅在一起，浑身都散发着恶臭，只要他站在批斗会的前台上，革委会的人都要捂着鼻子，头头大骂道：“哪个王八羔子又把他揪来了，快把他撵走。”于是，一阵飞脚把老哑巴踢出会场。
一年春节，人们都在过年，老哑巴却没有呆在家里的理由，他穿着破棉袄，腰间系着麻绳，推着粪车，正在改造他那“丑恶”的心灵。
街委会主任的儿子领着一群伙伴为了取乐儿，偷偷将一枚炮仗塞进老哑巴的破棉袄内，随着一声炸响，老哑巴也随之惊颤一下，后背的破棉袄开了花，那群孩子也乐开了花。
岂知那枚引燃的炮仗屑将棉袄里的棉絮点着，燃烧的棉花向周边扩散，不一会儿就疼得老哑巴在雪地上打滚儿。当老哑巴用冻僵的双手费力地脱下棉袄，后背已被烧伤，回到远处的家里时，后背又被冻伤。
之后的好长时间，街上不见了老哑巴的身影，家家茅房内的粪便冻成了小山儿，恨不能一下子捅进人们的屁眼儿里。
再次见到老哑巴时，已是那一年的春天。他的后背烂成一个大洞，愈后留下了很深的伤疤。因是街委会主任儿子弄的恶作剧，加之老哑巴还是个改造分子，所以卫生所无人问津，险些死去。但生产队等着他，那些恶臭的粪便在等着他。当他再次蹒跚于街巷时，人们早已忘却了他被烧伤的事了。
冬天，老哑巴掏的大粪直接堆到地里做肥料。到了夏天，地里已种上庄稼，他便将大粪推到镇外河堤里面的空场处发酵。
河堤很高，堤外就是汤旺河，那儿是我们小孩儿凫水的好地方。一次，我和几个伙伴在河里凫水，一不小心，我游到了水深的地方，脚抽了筋，我在挣扎着，如何扑腾都无济于事。情急之下伙伴们大声呼喊“救命”“救命”。
此时，大人们都上班或下地干活去了，四周没有一个大人。这时河堤上奇迹般地出现了老哑巴的身躯，他迅速冲下河堤，跳进河里把我扯到岸上，骂了句：“那么深也敢去，找死呀。”
蓦地，他像做了一件天大的错事，捂着嘴，光着膀子翻过河堤回到粪场。这次他走的速度比往常快得多，后背上还能清晰地看到那块烧伤的疤。
呆立在水边的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想：今后我再也不跟在后面欺负你了。
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的父母。直到长大成人，我重收堕绪，常常想起老哑巴救我的事。他站在河堤上的身影招之即来，挥之不去，终不能释怀。
那河堤外是汤旺河，河堤里面才是粪场，而河堤却像一面高高的屏障，当伙伴们喊救命时他是如何知道的？莫非他长了千里眼？那时我还小，实在不能省察其中的玄机。但凭着这一帧记忆，我枯僧入定，冥想：他真的聋吗？至少他不是哑巴，因为他当时的的确确还骂了我一句。
我思忖着，在数不清的批斗会中，他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不说。而在我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他却露出了一个天大的破绽———听到了求救声，而且还骂了我。幸好那时没有大人在近旁。
以后走在大街上，只要遇见老哑巴，他都会用一种乞求的目光看我一眼。我心想：“老哑巴”呀，你不必这样，我的命还是你拣回的呢。
内心的惶惑和悲凉是沉重的，他装聋作哑、度日如年。虽然他欺骗了那时的革命委员会，辜负了伟大领袖，但文革的十年，在老人的心中好似苦熬了整整一个世纪。
在无望中，老哑巴的双腿实在迈不动了，在一个寒冷的冬日，他躺在了镇子外的粪堆边上。那寒冷的冬日终于卸掉了老人一生的疲惫与冤屈，使他的躯体变成了那寒冷的本身，那肮脏的粪车陪伴着老人走完了他所谓的“肮脏”的一生。
八十年代初，镇上来了一群台湾人。为首的是一位七旬老人，他们在民政局的引领下，来到镇外大约埋着老哑巴的地方，恸哭得山摇地动。那个老人就是老哑巴为之装了半辈子聋哑的台湾老兵，他就是老哑巴的侄子。
“老哑巴”不哑，这我知道，他的老伴更晓得，不然，她怎么天天骂“老哑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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