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148天《告子下 凡十六章》12.11

《孟子》学习第148天《告子下  凡十六章》12.11

原文阅读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

字词注释

[1] 洚（jiànɡ）水：大水泛滥。

译文参考

白圭说：“我治理水患胜过大禹。”孟子说：“您错了。禹治理水患，是顺从水的规律。所以，禹把四方大海当作蓄洪区。如今你却把邻近的国家当作蓄洪区。水逆流泛滥，叫作洚水——洚水就是洪水。这是仁人最厌恶的现象。您错了。”

核心内容解读

        当白圭自豪地对孟子说“丹之治水也，愈于禹”时，他或许期待得到这位思想家的赞许。然而，孟子的回应却如一面澄澈的明镜，映照出两种治水理念背后截然不同的政治哲学与伦理立场。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表面上讨论的是水利工程技术，实则揭示了中华文明早期关于权力责任、社群边界与政治合法性的深刻思考。

      白圭的治水之“术”代表了战国时代一种务实而狭隘的治理逻辑。作为魏国大臣，他采取“以邻为壑”的策略，将本国洪水导向周边国家。这种思路在列国争霸的背景下颇具代表性——它追求局部利益最大化，将国家疆界视为道德责任的边界。白圭的自信源于他相信自己掌握了比大禹更高效的治水方法。这种思维将治水简化为纯粹的技术问题，剥离了其固有的政治伦理维度。

      孟子对白圭的批判则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治水政治哲学。他首先指出大禹治水的根本原则——“水之道也”，即顺应水性，引导而非对抗自然力量。这不仅是技术路线的差异，更是两种世界观的交锋。大禹“以四海为壑”的胸怀，打破了狭隘的国家中心主义，将全天下视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在孟子看来，治水不仅关乎工程技术，更是一种道德实践和政治表达。

      尤为深刻的是，孟子将逆流之水称为“洚水”，并直指其为“仁人之所恶也”。这里的“洚水”不仅是自然现象，更是政治伦理的隐喻。当统治者为了本国利益而损害他国时，这种“逆行”的政治就如同泛滥的洪水，违背了天道与人伦。孟子的批判直指战国政治的深层困境：在列国争霸的背景下，统治者往往将国家利益置于天下道义之上，这种政治上的“逆行”也正是当时战乱频仍的根源。

      与孟子同时代的商鞅在秦国推行耕战政策，其《商君书》中明确提出“能治天下者必先固其力”的现实主义主张。这种思想与白圭的治水逻辑如出一辙，都将国家实力置于道德考量之上。然而，孟子敏锐地察觉到，这种看似高效的治理策略最终会导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悲惨局面。他的治水伦理实际上是对整个战国政治逻辑的根本性质疑。

        若将视野扩展到全球文明史，我们发现治水方式与政治形态之间存在惊人的对应关系。古埃及人依靠尼罗河定期泛滥发展出精密的天文观测和中央集权制度；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系统催生了城市国家和法典编纂；而荷兰的围海造田则培育了独特的协商民主传统。这些案例无不证明，水的治理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塑造政治共同体形态的关键因素。

        大禹治水传说所蕴含的“天下为公”理念，在后世中国政治思想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从《礼记·礼运》对“大同世界”的描绘，到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呐喊，都延续了这种超越国家界限的共同体意识。相比之下，白圭的“以邻为壑”策略虽然在某些历史时期被奉为实用智慧，但始终未能获得道德上的正当性。

      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孟子的治水伦理获得了新的现实意义。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公共卫生危机等全球性挑战，无不要求我们超越民族国家的狭隘视角，寻求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解决方案。那些将污染产业转移至他国、囤积疫苗不顾他国需求的行为，不正是现代版的“以邻为壑”吗？

        孟子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洞察到：真正的治理智慧不在于一时一地的得失计算，而在于能否建立符合天道人情的秩序原则。当白圭自豪于自己的治水效率时，孟子看到的却是这种策略对政治伦理的根本性破坏。在这个意义上，孟子的治水政治学不仅是对战国现实的批判，也是对一切时代政治实践的警示：任何背离仁爱原则的治理术，无论其短期效益如何，最终都将导致共同体的溃败。

        今天重读这段对话，我们或许能更深刻地理解：真正的治理之道，不在于精巧的权谋算计，而在于能否培育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同社群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这或许就是孟子透过这场关于治水的辩论，试图告诉我们永恒真理。

背景知识介绍

中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

        中国传统社会水利工程数量众多，有许多水利工程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里仅选择几个影响深远的水利工程介绍如下。

（1）引漳十二渠

        引漳十二渠是战国时魏国兴修的代表性水利工程，又称西门渠。漳水发源于现在山西的山区，每到雨水集中时期，往往演变成山洪暴发，使所流经地区遭受严重灾害。魏文侯用西门豹（生卒年不详）为邺令，“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灌”。西门豹采取的方法就是“磴流十二，同源异口”，就是在漳河不同高度的河段上修筑十二道拦水坝，每一道拦水坝引出一条水渠，漳水通过水渠流向不同地方的农田。100多年后，史起（生卒年不详）担任邺令，继续兴修渠道，“引漳水溉邺”。邺地一带原多是盐碱地，农业亩产量很低，“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引漳十二渠引来含有大量泥沙和有机质的漳水灌溉农田，从而使邺地成为魏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当地百姓盛赞道：“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后世各代不断修缮和扩展引漳十二渠水利工程，唐代时期可以灌溉十万亩农田，直到清代仍然发挥着水利灌溉的作用。

（2）都江堰

          都江堰是战国时期水利工程的杰出代表。秦昭襄王时，蜀郡守李冰（约公元前302——前235年）和他的儿子吸取当地百姓治水的经验，经过周密勘察设计，主持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它是一个把防洪、灌溉、航运多种功能结合为一体的综合性水利工程，由宝瓶口、分水鱼嘴、飞沙堰和大小渠道等组成。首先，宝瓶口修建的目的是要打通玉垒山，将岷江水引向东边，既保证西边江水不再泛滥，又确保东边农田灌溉所需；其次，分水鱼嘴实际上就是分水堤，将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东边流入宝瓶口的为内江，西边为外江，在涨水季节将大部分江水溢出进入外江，枯水季节则可将60%的江水拦截进入内江；再次，飞沙堰就是采用竹笼装卵石的办法堆筑，在分水堤的尾部修筑了分洪的平水槽和飞沙堰溢洪道，江水超过堰顶时，水中泥沙等会流入外江，外江流水形成的旋涡则可以冲洗泥沙滚石；最后，遍布成都平原的灌溉系统则将江水源源不断输往各地，确保了成都平原的农业生产与生活。

成都平原从此成为富饶的粮仓。史载：“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都江堰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省功用饶。有灌溉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时至今日，都江堰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灌溉作用。

（3）郑国渠

        郑国渠修建于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前，是西引泾水东注洛水的水利工程，长达三百里。郑国渠的修建起因原来并不是为了农田水利，只因当时韩国担心秦国兴兵东征，遂派水工郑国（生卒年不详）到秦国游说，希望秦国因兴修郑国渠水利工程而劳民伤财，无暇东顾。秦始皇识破韩国计谋，本欲诛杀郑国，郑国辩解说：“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秦始皇实可谓雄才大略，遂将计就计，于公元前246年命郑国主持建设该水利工程，前后近十年时间。史载“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渠就，用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可见，郑国渠是秦统一全国的重要支撑之一。

（4）坎儿井

        坎儿井，主要是中国西北地区，特别是新疆吐鲁番和哈密地区的一种水利灌溉工程。坎儿井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史记》有“井渠”的记载，应该就是指的在关中等地开凿的这种坎儿井，《汉书·沟洫志》中记载严熊发卒“穿渠”的故事，“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深者可达四十余丈。新疆地区出现坎儿井则是由这里的气候和地势条件决定的：一是这里气候干燥，常年缺水，地面水蒸发严重；二是这里地下水资源丰富，地势高低不平，修渠引水工程量大。坎儿井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难题，它由明渠、暗渠、竖井和涝坝组成，把地层中的潜流引入暗渠，根据需要通过暗渠引至地面，再通过明渠引入农田或涝坝。明渠是地面修建的渠道，暗渠是地下水河道，竖井是挖泥沙和通风的通道，涝坝则可以接收井水以灌溉。坎儿井促进了新疆吐鲁番和哈密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它充分反映了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

（5）它山堰

        它山堰始建于唐代大和七年（833年），是中国先民在甬江支流鄞江上修筑的御咸蓄淡引水灌溉工程。在未修筑之前，这里沿海的海潮可以沿着甬江倒灌至章溪，海水倒灌导致这一带土地严重卤化，无法开垦为农田。修筑它山堰就是为了御咸蓄淡，阻止海水倒灌的危害，发挥水利灌溉的功能。它山堰由巨石条层层堆积，是上下各三十六级的拦河滚水堰，堰长113.7米，宽4.8米，高约10米。它截断鄞江，使上游章溪水经此分流两路，一路入南塘河而行，一路入小溪港而流，两路水贯穿鄞西平原诸港，作用显著时可以灌溉农田数千顷。

该堰设计独特，还有调节水流和水量的作用。每遇水涝时，水流七分入江，三分入溪；每遇干旱时，水流七分入溪，三分入江。能够保证入溪的水量稳定。此外，还筑有乌金、积渎、行春三碶，发挥着阻咸、蓄淡、引水、泄洪的作用。唐以后各代多有维护，亦是时兴时废。

参考资料

《中国古代农业文明》，贺耀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

《孟子通释》，李景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1月

《孟子新注新譯》，杨逢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