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科书对古代专制主义早已有了完整的解释，我在高中时懵懵懂懂的听着，虽说老师讲的好像透彻，但仍然有诸多疑问，高中的时候我曾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产生过怀疑，当时老师避而不谈的态度更使我加深了这番印象，如今，我借鉴多方史实资料，结合许多观点，重新对于这贯穿中国华夏几千年的宏大制度命题给出个人思考见解。
（本片论文不纠结于哪一朝代或是哪一特殊制度，只针对贯穿千年的高度中央集权这一总体规律给出思考）
目录：
一、集权制度原始因素
1北方游牧民族
2水患
3季风气候引起的天灾不确定性
4四面围绕近乎封闭的大面积农耕区（集聚向内寻求出路）
二、集权制度形成的充要条件
1、宗教
2、必然凝聚的军事政治机器
3、稻米反向对农民集体主义的渐进推动
三、论分久必合
1、外界压力
2、 内部水患
3、封闭性
4、 文化同一性
（一、二、三）总结：在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是必然的
四、完成统一后中央政府对加紧中央集权的选择
1、维持强大中央政府的必然性
2、权力结构内部矛盾推动资源进一步整合
五、农耕区农民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极大的包容性
1、稻米经济对民族性格的驯化
2、客观需要
3、强大的军事政治压迫
4、科举制
六、集权制度的弊端与弥补举措
七、总结
（目录结束）
正文：
一、构成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原始因素
1、横亘于古代中国北部的长期威胁
游牧民族是横亘在农耕文明头上一把时刻可能坠落却又无法摘下的利剑，四大古文明中三大文明因此沉寂，古代中国也饱受困扰，游牧民族影响了农耕文明的国家建构和民族意识。
A、长期差异化生产方式的巨大经济文化差距恶果
a游牧文明必须迁移的生产方式使得他们难以实现生产资料的积累，他们长期迁移使得他们无法携带过多器物，无暇也无意义去修建大型房屋，这从根本上削弱了他们积累技术、研制器具房屋观赏艺术的原动力，而临时性建筑、简陋易携带的器物因更高的实用性进一步挤占了游牧民族对器具技术、钻研这些技术的需要。
b不同于稳定的农耕文明，游牧民族长期处于迁徙、放牧、围猎、看守羊群的生活状态之下。且生活于更加严苛且反复无常的气候之下，相比游牧民族，他们的生存条件更加苛刻，冬季蒙古草原的白毛风，夜晚狼群随时扑入羊群的现实，游牧民族如天地的野孩子一样无任何保障的长期生存于北境大自然的恶劣条件之间。他们必须与天灾、狼群等野生动物以及其他游牧民族进行长期斗争，这些长期的戒备与战争催生出强大的战争民族，却剥夺了他们如农耕文明那样在安全的环境下，在确定性中安稳积累技术、文明的机会、时间、心理需求和心理状态，造成游牧民族长期发展迟滞。
c高纬度草原与中低纬度农耕区接受太阳辐射程度不同，中低纬度因其更高强度的太阳辐射以及更充沛的水汽实现了更为繁茂的林木资源，进而支撑起更为庞大的生态系统。更高强度的太阳辐射支撑起更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客观上使得农耕区更加富庶。
d 本部分ab两点证明游牧民族更缺乏开发资源的时间和技术，包括开采技术和加工技术，所以客观上进一步削弱了游牧民族的生产能力，使得他们难以有效利用剩余草原区域资源。这进而进一步拉大两大文明的经济差距。
总结：上述四点阐释了游牧民族客观上落后农耕民族的现实，这是显著的、肉眼可见的巨大经济文化差距，农耕区的富庶持续对草原民族构成长期吸引力，。
在古代交通不便条件下，北方游牧民族唯一能提供的只有那些对他们同样稀缺的马匹，因此双方巨大的资源、技术、文化、艺术差距难以通过贸易进行弥补。
而这一切最终造成游牧民族难以通过合法手段或非战争手段来满足对于南部农耕区富庶商品的强烈需求。
B、古代北方气候的周期性变化
中国历史气候存在明显冷暖交替，（参照竺可桢气候研究），当寒冷气候来临之时，牧草生长期会缩短，牲畜死亡率大幅上升。（“大雨寒，畜多饥寒死。”汉书匈奴传）这客观上增加了游牧民族的生存压力，巨大的生存压力迫使游牧民族必须南下侵略。
C、廉价的侵略成本
游牧民族拥有大量马匹，骑兵是其核心战斗力。他们的军队可以快速集结、长途奔袭。且能迅速分散消失于草原，避免被农耕文明的重兵围剿。无需携带大量军粮和装备（如攻城器械），仅需弓箭、马匹和简单的武器即可作战。相比之下，农耕文明的军队需要庞大的后勤体系（如屯田、运输队、粮草储备）。由于其机动性极高，所以他们往往可以损失很少，快速逃脱，这一事实使得游牧民族侵略成本很低。
总结：无论是生存的压力还是金银花果的诱惑带来的动力，以及侵略之后由广袤大草原的天然的隐蔽性带来的“无畏心态”，北部游牧民族对农耕区的侵略是低成本高收益的，在极端气候时期甚至是“必要的”，是迫不得已、孤注一掷的拼死之策，农耕区持续对游牧民族构成无可弥补的巨大吸引力，使得北部游牧民族持续构成了盘旋农耕区北部的巨大隐患，这样的隐患长期存在，而又无法根除，如不加抵制会愈发猖獗甚至演变成 全民族的危机，这就是古代农耕区民族面对的生存现状。
针对这样的威胁，中原农耕区必须内生出一份足以抵御外界威胁的内生力量，包括长期维系一支边疆军队，而这同时需要大量的农耕区粮草输送，和大量铁器盔甲的投入。或者搭建物理性的安全防护设施，自秦代以来绵延千里直到明清不断修缮的长城，而这需要大量的砖石木料，以及更重要的，长期且漫长的劳役。无论是构建起一支耗费庞大，长期征役形成的大型军队，还是搭建一条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防线，这样长期的大范围的资源调动，都需要一个高度集权的权力中枢的维持。
2、水患
A数据汇总黄河：从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黄河共决溢1590次，较大改道26次，平均每3年就有一次决口。
长江：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1911年，长江大范围洪灾发生214次，平均10年一次。
海河与淮河：明清时期，海河流域540年间发生水灾360次
在古代中国，稻米是中国人民全部生存来源，古代的交通不便使得中国陷入北部林牧，西部高原沙漠，南部林障，东部海洋的封闭状态，他们之内向内索取全部生活来源，这进一步降低了古代中国的抗风险能力，而古代中国水患的高频性和巨大影响力使得它成为并列与游牧民族贯穿千年的巨大生存危机。这一灾害贯穿古代中华民族的始终。而受灾地区的民众因为无法得到食物进而向未受灾的中上游地区避难，加剧当地生存竞争，进而引发冲突、争斗以及战争，由局部灾祸引发全农耕区的灾祸，鉴于中国农耕区的外在封闭性，此灾祸还无法向外转移，只能内化接受。这使得水患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项全民族的灾难。
如果需要治理水患，在华夏古代文明区，必须形成一个强大的运作机器，这个机器可以调动极多数量、分布及其广泛的人口，上下游一起努力，它不仅能够调动水灾严重地区的人口，甚至中上游地区，那些原本没有极大利害的居民也必须一并调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农耕区对泛滥水灾的集体统御，这就需要高度的集权能力，它不仅能够劝说那些直接得到利益的，甚至可以通过军事政治机器将于此近乎无关的人一并裹挟进来。
而且，不单单是调动这些人，还必须完全有序的、安排得当的、争取不容差错的，实现全农耕区的有效参与。这个地方投入多少木料，那个地方放置多少人口，每一个位置每一个重灾区应该按照怎样的布局，上下游是否需要一起协调，在当时的精英集团制定出计划之后，整个黄河流域必须从上到下高效有序贯彻，从核心决策者到最基础的执行人，必须存在鲜明等级制以维护高效，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等级制度必须绝对服从，不容反抗，你不能说张三首领让你去挑这担水，你李四说我现在想回家去给我的驴拉点磨，在黄河随时决堤，农耕文明争分夺秒之际，任何人性化的自由在民族生存面前不容考量，必要时，甚至还需要必要的牺牲，总有人要深入到黄河的中心，总有人要踏入那无尽的险境，抛去一些伟大光环的英雄主义，大多是默默无闻必须如此的迫不得已，必须有人牺牲，必须有很多人牺牲，必须强迫很多人为此牺牲，只有这样，大多数的人，才能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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