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意象”首先是个科学名词。
科学主义的倾向已经流行于各个学科中，鲁道夫·阿恩海姆所讨论的格式塔心理学，艺术史研究中流行的视觉心理学分析，等等。
城市研究和设计也不例外——设计学慢慢变成了“设计科学”。
20世纪60年代末，神经认知科学家约翰·欧基夫（John O´Keefe）已经率先找到了大脑定位系统中的“位置细胞”。
科学家们逐渐意识到，带我们回家的不是路，而是“认路系统”，人天生不是路痴，而是都有“认路”的冲动和创生“城市意象”的能力。
差不多30年后，挪威神经科学家莫泽夫妇（May‐Britt Moser and Edvard Moser）发现，大鼠大脑内嗅皮层的一些细胞同样会在经过特定地点时激活，有趣的是，这些地点组成了清晰的六边形网格。
“位置细胞”“网格细胞”加上辨知运动朝向、房间边界的细胞，等等，为动物内置了天然的“GPS”。
三位科学家分享了201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关于人类大脑中这套“导航”系统，很多复杂现象依然有待进一步的认知和澄清。
但是对于建筑学这一古老领域，这些发现的冲击已经算得上颠覆性了，那些看似复杂的构图和美妙的造型，不过是一些数学公式演算的结果。
从更大胆地认识城市的那一刻开始，人们普遍认为，再复杂的空间都可以被简单规则叠加表达，这种风气的直接后果，就是“清晰”击败了一切“蒙昧”。
今天的诸多发明，包括GPS导航软件，可以让城市的角落如在眼前，把你口述的关键词，建模、渲染，瞬间变成栩栩如生的画面。
不能不说，它们都是“空间智能”的产物。
那么，有了无所不能的GPS之后，教会人们简单“识途”的《城市意象》一书，还有什么更积极和更实际的价值吗？
既然“城市意象”的生成依赖科学“规律”，有些设计师开始害怕，他们的角色会被 “空间智能”所代替，林奇的方法将“设计”一步步演绎成了“设计科学”。
林奇安慰他们，仅仅是分析和归纳现状，并不意味着猜测未来的能力，这部分的潜力，依然掌握在艺术家的手中，这就好像天气预报并不会改变我们和气候的关系。
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们其实无法否认，“设计科学”，确实有可能杀死至少是传统意义上的“设计”，就好像一部分只强调卖相的“城市设计”，因为缺乏实用性和工具性，在一部分决策者那里丧失了竞争优势。
“城市意象”从美丽的图像中摆脱出来，变成一种科学形式，本是大大的技术进步，但与此同时，也让它自己丧失了与人类生活的直接联系。
不仅如此，逐渐消失的城市意象，也会对居住在其中的人，产生不可忽视的负面作用。
六十年前，林奇就已经自信地认为，没有特征的环境会使我们丧失非常重要的情感满足，同时让人类某些宝贵的认知能力产生衰退；
所以人们应该主动塑造自己周边的生活空间，让它能够对自己产生持续的情感唤起。
当时已经出现的一些娱乐功能的虚拟世界，比如电视、电子游戏，就已经让林奇感到忧虑，人类过度依赖科技，已经丧失了认路定位的能力，也和自身所在的环境产生了疏离感。
类似于何勇唱的那样：“我的家，就在那二环路的里面，银锭桥再也望不清，望不清那西山……”
终日沉浸在各色屏幕中的人们，不认路也没有危险，但是，又有谁会帮我们建造未来世界的大教堂和金字塔呢？
空间智能的丧失会伴随着人性的丧失，林奇说：“应该设想，一个威力巨大的场所意象是集体身份的基石，常能感受鲜明的、生动的景观而致的喜悦，并记录在案。
一个成熟，自信的人可以对付枯燥混乱的环境，但是对那些内心迷惑，或者在成长瓶颈期间的人而言，这些环节就造成了巨大的麻烦……”
城市是文化的，也是日常的，有激动人心的场景，也有庸常的现实和两者之间的矛盾。
城市本身，是过去、现实和未来的总和。
我们看到，城市意象理论的落地，是在具体的城市中随着某种特定的时机，比如在美国，二十世纪初的纽约形象打动了整个世界，而后来，政策制定者对于“城市意象”不大热衷了。
毕竟，大都会的居民众口难调，政策制定者为了讨好选民，总是试图保持一种表象上的中立，一旦审美诉求变得过于激进，会引发舆情，因此当代城市往往选择一些视觉上符合主流审美，但总体上中庸的意象。
片段的“城市意象”，也会随着时间和对象不断发展。
它不像摄影，倒更像电影，它带来的，是一个可以被持续讲述的空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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