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治蜀，一直采取高压政策，蜀人普遍怀有反抗心理，形成不合作的态度。史书说蜀人不好出仕。事实上，北宋时期，七十二位宰相中，籍属西蜀者只有四人，开国之初，太祖、太宗两朝，副相以上的高官，更无一个蜀人在内。
苏轼兄弟因农村破产，家业凋零，而不得不出仕，但初至京师，尚在应试阶段，即已思想及早退休还乡，寻求夜雨对床之乐，所谓“未入仕版，已怀归志”。这也是地方性格的表现，与一般人的淡泊不尽相同。
事实上，北宋政坛，对蜀人确也怀有偏见。苏轼以崇高的文学声望而获得政治地位，但从政四十年，官止于文学侍从之臣，从未操持实际政柄，每当位近公辅之选时，言官们便大声警告：“不能用他为宰辅。”苏轼甫登执政，朝中便兴起一片“蜀人太盛”的议论。虽然有人为苏轼加上一顶“蜀派”领袖的高帽子，倒是宣仁太皇太后了解他们，帘前温谕曰：“老身知道，你兄弟在朝，自来孤立。”
魏泰《东轩笔录》：“自王均、李顺之乱后，凡官于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犹有此禁。张咏知益州，单骑赴任……”盖为这地方蕴藏着反政府的情绪，恐怕会发生不测的危险。庆历以后，这种紧张的情形，稍稍松弛，但是一般士大夫对蜀人的歧视，并未完全消泯。
苏轼四十年的政治生活中，被人疏远，永远孤立，受出生地的影响，不能说完全没有。
——李一冰《苏东坡新传》
有人说，苏轼一生，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
苏轼晚年，写了一首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以自嘲的口吻，高度概括了他的贬谪生涯。
说到苏轼屡次被贬的原因，人们往往说他性格直率，敢于直言；或者不够圆滑，不懂官场人情世故。苏轼既不见容于新党，又不见容于旧党，无论哪党执政，他的结果都是贬谪。
李一冰先生却首先从地域的原因分析苏轼的遭遇。第一章前面两节《蜀道难》和《宋之平蜀》，阐述了蜀地易守难攻，在乱世中为安乐之地，和北宋平蜀的艰难历程。
封建社会，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但是太平之世的剥削徭役是软刀子，不致命，能活下去就有个盼头。实在活不下去了，才会揭竿而起。宋初灭孟氏朝廷，将其搜刮的财富全部运出蜀地，留守的将官却肆意搜刮，导致蜀地民怨沸腾，一再爆发农民起义。上面的政策，自然是镇压。这段历史，无论对中央，还是蜀人，都不容忽视遗忘。
苏轼兄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仕。如果说上层对他们有什么歧视、顾忌，恐怕也在情理之中。而苏轼作为文坛领袖，成为众矢之的，也是有可能的。
一母同胞的苏辙，被网友戏称为“扶哥魔”，半生都在搭救和扶助他老哥。与苏轼的命运却不尽相同，最高官至宰相。可见地域影响，不能一概而论。但苏辙作为蜀人，和苏轼的弟弟，所受的委屈，恐怕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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