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丈夫许卫国死在了建国那年的春天。
我与他相识于一九三七年的秋天，那年家父病重，远隔重洋的我飞回了万里之外的昆明，在我回国的那个下午，一行学生自发站在我家门前，而许卫国站在所有学生的最前面。许卫国和别人不同，在其他学生在父亲床前嘘寒问暖时，他却在灶房帮姑母熬药。在后来与父亲的交谈中我才得知，学校因战事从长沙辗转至昆明，而父亲也是在此期间身体状况愈发不如从前，那个在灶房默默帮忙的许卫国是他最得意的学生。
一九三八年，战火纷飞，迫于局势，我留在了昆明，借着父亲在西南联大的教授身份，我得以在此借读。而许卫国常来我家，或者是为父亲拣药，或是与父亲探讨学术问题，而我总是在一旁扮演着倾听者的角色，望着他棱角分明的脸庞，我恍惚了。
后来，我与许卫国在相识中相知。也是这样一个秋天，他与我相约洱海旁，地上的落叶一层又一层，堆起来厚厚的，踩上去沙沙作响。我椅在一棵银杏树上，落叶在风中飞舞，他见我穿的单薄，便把自己的黑色外衫披在我肩上。那时，我望向他的眼，他将我额前飞舞的发丝拢到耳后，与我对视瞬间却红了脸。在那个落叶满地的季节，我们相爱了。
对于卫国，父亲总是对他赞不绝口。在西南联大毕业后，卫国成为了一名地下情报员，临走前，他在成衣铺子为我置办了一身新衣，是一件宝石蓝正红镶边的旗袍，镶嵌着几粒琥珀色的扣子，他告诉我，你穿这身一定很美。那个时代，时髦的姑娘小姐们喜穿洋装，而我最爱的便是那身旗袍。卫国离开后，那身新衣我一直不舍得穿，我想让他回乡时看到我最好看的模样。
起承转合数十载，我们再次相见，当年神采奕奕的许卫国消失了，他病了。临终前，他嘱托我，在他死后，将他的骨灰一半撒进洱海，另一半交与双亲。我哭喊着让他不要离开，可他如一片枫叶，在秋日的冷风中缓缓落下。他走了，我的心和那片枫叶一起落下，飘到了我们相爱的那棵银杏树下，被来往的人轻轻地踩碎。
在收拾卫国的遗物时，我认出了那件曾披在我肩上的黑色外衫，我将它叠好，整整齐齐地放进我们的衣柜里。
一九四九年的秋天，开国大典的喜庆传遍了大江南北。那年的秋风暖暖的，不似前些年凛冽，我披着你的旧外衫，穿着那身你十年前为我置办却从未穿过的新旗袍，只身走到了洱海旁的那棵银杏树下，那是我们曾相爱的地方。我站在树下，呆呆地望向波光粼粼的洱海，微风撩起裙边一角，像风代替你又来看了我最后一眼。
我将手插进外衫的兜中，却摸到了一张绢帕，熟悉的字迹映入眼帘：
“吾妻 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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