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的丽丽，结婚之后，就变了一个人。
不工作了，没朋友了，没自己生活了，没钱了，还要忍受老公隔三差五的殴打。
一切是一步步到来的，因为是一步步，所以就不显山不露水，不知不觉，就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直到有一天，她在教育女儿时，5岁的女儿对她说了这么一句话：
“你再敢说我，我就告诉我爸，让他打你信不信？”
“信不信？”
“信不信！”
丽丽告诉我，听到这句话的一瞬间，她的第一反应是“害怕”，而不是“愤怒”。
她真的怕女儿告诉老公，老公打自己。
84年，35岁，人生最好的年纪吧。
美貌犹在，身体健康，生活阅历也积累了很多，各种技能熟稔于心。
退去18岁的青涩，也远没到耄耋之年的落寞。
责任不少，却也是经验和精力完美结合的巅峰。
这么好的年纪，怎么就把人生走到了这个地步？
原因是：丽丽是一个完全的“夫宝女”。
“夫宝女”：一切唯老公是从。
不工作，是因为老公不让工作；
没朋友，是因为老公担心出去交一些“乱七八糟”的朋友，会把丽丽“带坏”；
不出门，是因为老公希望丽丽“最好别出门”，“把家里料理好比什么都重要”，“你一个女人，不照顾老公孩子，出去浪什么浪”。
不工作就没有钱，没有钱就要伸手找老公要，伸手要就要看老公以及公婆一家的脸色。
于是，婚后的丽丽迎来了人生中最困窘的生活。
像一个死循环：
因为不敢违背老公，所以不敢工作，也没有朋友；
因为既没收入，又没朋友，孤立无援，就更不敢违背老公。
彻底的，物质上和精神上，全部被老公死死控制。
这本不是丽丽所愿。
当初，外地的丽丽，嫁给本地的老公。
不能不说是怀着一丝丝的功利和私心：为了贪图当地大城市的“户口”以及由此可以带来的所有红利，没有什么比嫁给一个本地人更省力的方式了。
只是，所有的东西，都有价码，所有人终将为其付出代价。
无人例外。
我经常遇到“夫宝女”。
也许不像丽丽这么极端，但是，多少都有一些影子。
本来结婚前挺独立一女性，结婚后，瞬间变得“自己做不了主”。
约下班吃个饭，她说“我得问问我老公”；
约去旅行，她说“我得问问我老公”；
约周末去逛个公园，她说“我得问问我老公”；
约今年年假去旅行吧，她说“我得问问我老公”。
当然，也会间歇式“生活不能自理”。
时间不能做主、事情不能做主，决策不能做主，感觉就是婚后“严重退行”：一切等老公做主，等老公批准，以老公为主。
其实，“夫宝女”的“夫宝”，和“妈宝男”、“妈宝女”中的“妈宝”是一样的，究其根本，就是：把自己生命的控制权交给了别人。
《非诚勿扰》中，黄澜曾说，放弃自己生活的控制权，人生一定不会幸福。
事实上，心理学上讲，任何的“别人”都是靠不住的。
无论是“自我”还是“客观世界的规则”，这些都比人际关系中的“别人”更靠谱。
当然，人和人之间，需要互相支撑，但是，这里有一个“度”，决策权的让渡，就超过了这个“度”。
发生了什么，让我们愿意把我们人生的“决策权”让渡给别人？
这里有几个原因很容易混淆，比如：
是因为我们太爱老公了吗？
是因为结婚之后本来就有很多事需要双方互相沟通吗？
是因为我们本来就能力不足，不具备决策的能力？
以上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这跟爱不爱没有半毛钱关系；
婚后确实很多事情需要沟通，但是，这和“什么都做不了主”也有本质区别；
也不要扯能力的问题。
问题的答案是：我们从来就不曾拥有过人生的控制权，因为，控制权从来就不曾交到我们手上。
在成长过程中，我们不曾有独立的自我意识，就谈不上什么人生的控制权。
当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哪里有事情需要我们决策。
第一个阻碍我们独立意识建立的人，就是父母。
在我们小时候，父母都希望看到一个“顺从”的孩子，虽然这背后有太多理由可以支撑父母“无意识”和“不得不”作出这样的选择。
但是，这显然掩盖不了一个自私的事实：顺从的孩子比“顽劣”的孩子，要省去父母更多的精力。
“顽劣”的背后，就是孩子“想干什么干什么”；
“想干什么干什么”的背后，就是“自主”；
“自主”的背后，就是独立意识开始建立。
但是，这并不讨父母的喜欢，因为，这往往让父母有一种“失控”的感觉。
父母“失控”，那是因为，我们自己拿回了控制权；
父母一辈子“不失控”，我们一辈子没有控制权。
孩子“顺从”到底对父母而言有多重要？
心理学家斯科特·派克在《在焦虑的年代获得精神的成长》一书中，曾一针见血地说出了一个事实：
“在顽劣的两岁及儿童阶段，为了使孩子顺从，有些父母会不自觉地羞辱孩子，远远超过必要的程度。成年后，很多人无法摆脱自恋，或者，低价值感，都是根源于父母的这种羞辱。”
因此，“顺从”的后遗症不仅仅是自我价值的缺失。
即便孩子的自我心理机能在夹缝中冲破重重阻碍，建构起了一个自我，这个自我也是低价值感的。
这就引出了“夫宝”的第二个原因：低价值感。
低价值感，就是：我没这么有价值，我说了不算，我没有能力给家里的事情做主，甚至没有能力给自己做主。
低价值感的人，在夫妻双方的关系中，不知不觉地成了“二等公民”。
他们就像是一个孩子望着父母一样，打心底里看老公脸色行事。
因为，在这段关系中，本身就不是平等的：我的自我价值感低于老公，自然什么都是老公说了算。
老公不仅可以给全家做主，也可以给我发号施令，而我，自然要无条件的服从。
这就是文章开头案例中，为什么：老公不让我工作，我就不工作；
老公不让我出门，我就不出门；老公打骂我，我就甘愿忍受。
因为，我从心底认为，老公是“大”的，我是“小”的，“小”的服从“大”的，这是天经地义。
再往深处挖一点。
丽丽的老公当然有问题。
可是，没有人能真正地掌控另一个人，除非这个人授权给对方。
丽丽恰恰就是做了这样的授权。
她授权给老公完全掌控她的生活。
在一定程度上，像丽丽这样，被控制、被虐待、被侮辱，这是一种心底的需要，是丽丽自己心底的需要。
虽然说，向往美好生活，看起来似乎是每个人的愿望。
但这很可能是一种假象。
基于过往的生活经历，总有一些固执而奇怪的轮回在不断上演，比如：
我不相信生活可以幸福；
生活就是要受苦；
我不配有人爱；
我活该挨打；
我就只配拥有这样的生活。
打破轮回，让自己的生命有力量，有力量到可以拿回自己生命的决策权。
才不会出现，一个80后的女生，在这个时代，沦落到像一个乞丐那样困窘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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