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一种需要凭借“幌子”才能行事的动物。这“幌子”时而叫作“祖宗之法”，时而叫作“圣人之言”，时而又唤作“春秋大义”。研究历史，在很多时候，并非为了弄清过去的真相，而是为了从故纸堆里，翻检出能为当下所用的“武器”。
《公羊传》、《穀梁传》同一部《春秋》两本的注解，都是在解释孔圣人的春秋大义。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刘彻决心对匈奴用兵。然而，穷兵黩武的恶名，他是不愿背负的。他需要一面正义的旗帜。于是，他找到了《公羊传》。
《公羊传》里有这样一句石破天惊的话：“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 这话原本讲的是齐襄公为九世前的先祖复仇灭掉纪国，被《春秋》所赞扬。汉武帝巧妙地将这段历史与现实嫁接——他将自高祖“白登之耻”到吕后受辱，再到文帝时匈奴屡次寇边的旧账，统统打包，算作“九世之仇”。
于是，一场开疆拓土的现实战略，被包装成了光复国耻、践行儒家大义的正义之战。《公羊传》的“大复仇”理论，成了战争合法性的完美注脚。
然而，历史的戏剧性在于，同一部《春秋》，到了汉宣帝时期，却被解读出完全相反的“大义”。
此时，经过武帝末年长期的战争消耗，国家需要休养生息，边境政策需要从征伐转向安抚。于是，《穀梁传》登上了历史舞台。
同样是阐释《春秋》，《穀梁传》强调的是“亲亲之道”、“重德轻力”、“不以兵车为荣”。汉宣帝召开石渠阁会议，将《穀梁传》立为官学，绝非偶然。他需要一套全新的理论，来为他的怀柔政策背书。
班固在《汉书·匈奴传》中记载，宣帝采纳了萧望之“待之以礼，羁縻不绝”的建议。同一部儒家经典，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为两种截然相反的国家战略提供了“正统性”依据。
孔子当年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已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的话可以被如何解释，如何用来“压服人心”。圣人之言，在这里成了一个空匣子，当权者需要什么，就往里面装什么东西。
我们不必嘲笑古人的“虚伪”，因为这套话语体系，至今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时光流转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深圳。这个被划为经济特区的小渔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百废待兴，建设需要巨额资金，可是中央和地方都没钱，唯一的路就是学习香港卖地，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土地公有制”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当时的一位资深人士，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反复寻觅，最终在《恩格斯论住宅问题》中找到了关键论述。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确实讨论了住宅商品化和土地权利的问题。这些论述，为探索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理论支点。
1987年的深圳会堂，新中国第一场土地拍卖会落槌。这声槌响，与其说是敲开了一块土地的使用权，不如说是敲碎了僵化教条的思想枷锁。但它敲碎枷锁的方式，并非简单地否定过去，而是 “回到经典，重新解释”。
这个故事的深意在于：即便是最前沿、最突破性的改革，也需要在祖师爷的著作里找到它的“出生证明”。这并非多此一举，而是深谙这片土地上行事逻辑的智慧——要让一个新事物被广泛接受，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证明它“古已有之”，或者至少在权威经典中，能够找到支持的“微言大义”。
从汉武帝到汉宣帝，从古代长安到现代深圳，我们看到的是一以贯之的逻辑：话语的解释权，是最高层次的权力。
这让人想起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那句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对于过去的一切叙述，都深深地浸染着当代的关怀、当代的焦虑和当代的目的。历史研究，在本质上是一种与现实持续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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