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北京走时匆忙，没带什么生活用品。我的口袋里只有一块擦鼻涕用的花手帕。
我和姐姐当时都有个扎头发用的玻璃丝编的随身小包，大小只可以放一本语录。我们都叫它语录包。联想现在的手机包，很有一种熟悉感。
姐姐是比较有心的，她带了一个布书包，里面有一个尼龙丝网兜，还有一个搪瓷杯子。
觉得还需要有块肥皂，洗脸洗头洗洗手绢内衣什么的。我俩去逛商店，觉得肥皂有点贵，于是花了四分钱，买了一块方形的碱块。居住所有脸盆，洗头的时候把碱块放热水里，让它融化一会儿再提出来，碱水洗头洗的很干净。洗衣服也如法炮制。
感觉都来北京了，回家时怎么也得给弟弟妹妹们带点稀罕的零食吧。我们去了位于东单的王府井百货大楼。大楼里聆郎满目的商品让我们看的目不暇接，但只能是看看，怀揣不到2元钱的我们，到了卖糖豆的地方，花了两角多钱，买了几种花样的糖豆，花钱不多，但是看上去花花绿绿，并且这种糖豆是济南看不到东西，算是买个稀罕吧。
我和姐姐又到了天安门广场。有好几个摄影点，摄影师取好景，拉起绳子圈好地盘，给大家拍照。两寸见方的照片，一个底板三张照片，四角钱包邮到家。
很多人在摄影师圈起的绳子之外排起了长队。姐姐说，咱们也拍一张。我有点心疼那四角钱，说不拍了吧？姐姐说：必须拍，咱们得留个纪念。
现在想起，幸亏有姐姐的坚持，我们才有了这张宝贵的照片。
我们两个站到摄影位置，手捧语录站好。太多的人看着我们，我不敢抬头。于是摄影师不住的说：那个小的抬抬头，那个大的低低头。
拍完照留下地址我们就走了。回到济南不久，照片就给我们寄过来了，那个年代的人都很诚信。
那时的北京城，因为没有太高的建筑物，长安街显得很宽阔，前门和前门前面的楼门也都在，古老的建筑高大威严，让人崇敬。
有一天宿舍举行了活动，参观清华大学。我怕冷没去，姐姐自己去了。
还有一天组织我们去地坛公园听报告，作报告的是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大使，他们揭露了印尼的反华暴行，具体的事情记不得了。只记得听着听着天上飘起了雪花，我们遵守纪律依然坐在公园里继续听。
一天我和姐姐闲来无事，我俩就坐上了27路公交车，一直坐到终点，想看看北京的郊区。终点站是左家庄，已经远离市区了，我们跟着公交车在终点站一个像农村大院的院子里转了一圈，又跟着公交车回来了。
这几年有好几次机会去北京，感觉北京楼盖高了，档次却降下来了。也不想逛街了，全国各地都一样，都是高楼林立，熙熙攘攘，一个个的商店，密排在街道两旁，却没有了想进去看看的欲望。
很怀念六十年代的北京，高大的门楼被微风吹过，那么的让人神往那么的神秘莫测。而现在，很多宝贵的门楼都被宽阔的马路和一座座高楼取代。
姐姐带来的两块钱，路上买了一角钱一斤的煮地瓜，在北京买了一个拖把头，一个陶做的泡菜坛子，买了一小包各色糖豆，买了一块碱块，拍照花了四角钱。等到我们回济南时，还有几角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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