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漫漫其修远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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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的城市，褪去了喧嚣，书房里只余一盏孤灯。我凝视着窗外零星的灯火，思绪飘回了故乡小盆地那片青山秀水。父母是这片土地上最质朴的守护者与最勤劳的耕耘者，留给我的最丰厚的精神遗产就是勤劳和质朴。

每当汉江河上刮起透骨的寒风，我便想起了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想起易水送别时壮士口中吟出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我辞别亲人，从汉中来到十三朝古都西安，在这里求学，工作，生活，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

每当驾车回故里穿过秦岭隧道，我便想起了爱国诗人屈原，想起他的长篇政治抒情诗《离骚》中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感慨于人生之路与文学之路，何其壮阔而险峻，何其曲折而漫长，足够用我们一生的光阴去丈量。

多年后，当我在简书写下第一个故事时，忽然明白了父母当年凝望我专注读书时眼里闪烁的欣喜的光芒。而文学之路，恰似漫漫征途，一眼望不到尽头，寂静而苍凉，深邃而宏阔，充满了各种可能性，每一步都踩在未知与渴望的交界线上。

我的书房墙上挂着一幅褪色的地图，墨水绘制的等高线像极了稿纸上的格线。初涉创作时，我总把自己关在逼仄的卧室，像矿工挖掘岩层般死磕。有时指尖飞舞，灵感犹如泉水喷涌；有时文思枯竭，冰泉冷涩弦凝绝。

寒夜里，我反复修改一篇关于中年困境的小说，却总写不出中年女性内心的复杂情绪。那时才懂得海滨公园所言“笔下的文字多了几分沉淀”的重量——真正的沉淀不是岁月的堆砌，而是像黄河水裹挟的泥沙，要在奔腾碰撞中磨去棱角，才能在下游冲积出平原。

记起那年夏天在兰州河口，看见一位七十岁的老筏工用粗粝的手掌摩挲羊皮筏子，忽然意识到自己书斋里的想象多么苍白！老筏工指着河心漩涡说：“年轻人总想着对岸风光好，其实看懂了水纹，哪里都是通途。”

那天黄昏，他的身影被斜阳拉长投在滩涂上，竟与地质图上的等高线重合在一起。

在简书结识的恩师伯乐们，常让我想起学生时代朝夕相处的同伴。一位退休的语文教师总在深夜给我的文章写批注，她的电子便签像极了祁云枝野外日记里夹的标本——有时是一朵压扁的野花，有时是一片枯黄的胡杨叶。她说：“写作如栽树，前人浇水，后人乘凉。”

脑海中浮现出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植树人，他们用三代人时间让毛乌素沙地退后三百公里。文学传承何尝不是如此？当我们接过前辈递来的笔，就像沙区孩子接过浇树的水桶，续写的是比个体生命更悠长的故事。

最难忘一次创作受阻时，一位作家朋友给我的留言：“还记得戈壁滩上的风棱石吗？它们被风沙磨了千年才显出晶莹。”他随信发来一张照片：轮椅停在敦煌鸣沙山下，夕阳把他投在沙丘上的影子拉成修长的路标。

那些在绝境中坚守的身影，本身已成为比文字更动人的诗篇。“根系扎得越深，枝叶才能越繁茂。”海滨公园这句话，让我想起那年西北环线自驾游经过凉州看见一大片田野里的向日葵。它们不像公园花卉般娇艳，却能把根须扎进干裂的黄土，在干旱里淬炼出满盘籽实。

去年秋天，参与民间故事采集活动，在祁连山脚下遇到一位说书艺人。他的鼓面磨得发亮，像一轮被岁月包浆的月亮。当他说唱到《木兰辞》中“万里赴戎机”时，枯瘦的手指击打出马蹄般的节奏，满院听客的呼吸都跟着律动起来。

那一刻我忽然理解：真正的文学从来不是精致的花瓶，而是说书人腰间那面破旧的皮鼓——既要能敲出沙场的雷鸣，也要能伴奏灶台边的炊歌。就像《鸡毛飞上天》的编剧在义乌市场发现的哲理：最鲜活的故事永远在百姓的油盐酱醋里生长。

每当在创作中迷失方向，我总会重读屈原的《离骚》。这位在汨罗江畔行吟的诗人，早已为所有行路者刻下了精神坐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十四个字里，既有“吾将”的决绝，也有“求索”的谦卑——恰似文学之路的本质：既要地质队员般的坚韧，也要朝圣者般的虔诚。

今年春天，我回到故里给父母亲扫墓。我蹲下身拍摄时，发现草丛里藏着一只破损的罗盘，指针仍固执地指向北方。这个画面让我泪流满面：所有在路上的人，都是被这种指向远方的执着连接着。就像农民作家在田埂上写诗，就像简书平台上那些深夜更文的人——我们散若满天星，却共同照亮着文学漫长的征途。

如今我的书房里，父母微笑的旧影与奖杯并立陈列。每当夜深人静，指针投下的影子总让我想起西北公路上的里程碑。海滨公园老师说“期望简书走出一条康庄大道”，其实所谓康庄大道，从来不是现成的坦途，而是无数双脚步踏出的轨迹。就像《离骚》的注疏者所说：“修远非谓路长，谓志坚也。”

窗外的城市依然霓虹闪烁，而我的文档正打开新的一页。我知道在屏幕另一端，还有无数个海滨公园这样的同行者——我们或许终生不会相逢，却通过文字结成了最牢固的同盟。这让我想起哈萨克民歌里的唱词：“驼铃摇碎大漠月，脚印连着天涯客。”文学之路漫漫其修远，而幸有万千求索者的足迹，让这荒原般的征程开满了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