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说得是董卓。原来在《三国演义》里，曹操是第一号大反派，但是近代为曹操翻案的人很多，包括我们的伟大领袖，所以曹操好像也就没那么坏了，当不起一号大反派的角色了。因此董卓成了《三国演义》里的第一号大反派，那么多年了，也没有人为董卓翻案，因此他就板上钉钉地成为了第一大坏人。
好的，我们来聊聊“坏人”这回事儿，紧扣您的要求，不用比喻，讲点实在的故事和道理。
接下来问一个问题：“在你身边，有谁是坏人？”环顾四周，同事、邻居、老板、竞争对手……个个似乎都面目可憎，细究之下却又模糊不清。那位克扣你加班费的老板，或许是他家中有重病亲人急需用钱；那位处处刁难你的上司，可能正承受着来自更高层的巨大压力，生怕位置不保；那个与你针锋相对的对手，下班后或许是个热心公益的志愿者。谁会把“坏人”两个字刻在自己脑门上？董卓那等“板上钉钉”的恶棍，在现实的街巷里、格子间中，几乎绝迹。真正的恶棍从不自认邪恶，他们只觉自己是在执行更高使命。
一个纯粹的、以作恶为乐的“坏人”，在社会结构里根本无法立足。他要么早已被法律制裁，要么被社会系统彻底排斥。权力场中更是如此。一个毫无可取之处、只知害人的角色，如何凝聚人心，如何获得支持，如何爬上高位？权力不是真空中的独舞，它需要追随者，需要哪怕是最短视的利益同盟。所谓“坏人”，往往只是站在你利益对面，被你憎恨的那个“赢家”罢了。
举一个袁崇焕的例子。这个例子太经典了。这位明末的蓟辽督师，在崇祯皇帝眼中，是擅杀大将（毛文龙）、纵敌长驱（后金兵临北京城下）、可能通敌的“大坏人”，最终被凌迟处死，京城百姓争食其肉。然而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官方又认定他是忠君爱国、蒙冤而死的“大忠臣”，予以平反。几百年论坛上的口水仗，核心无非是：站在谁的立场？维护了谁的利益？损害了谁的利益？
对于崇祯皇帝和当时恐慌的北京军民来说：袁崇焕没能阻挡皇太极兵临城下，导致京城被围，生灵涂炭。他杀了毛文龙，削弱了牵制后金的力量。他的行为（无论动机如何）造成了巨大灾难，他是“坏人”，是罪人。
对于明朝的边防将士和部分主战派来说：袁崇焕是能战敢战、力图恢复辽东的统帅，他的战略或许激进，但目的是为了国家。毛文龙跋扈难制，有通敌嫌疑，杀之有其理由（尽管程序问题极大）。他是力挽狂澜的“好人”，是英雄。
对于清朝（后金）统治者来说：袁崇焕是劲敌，是必须除掉的障碍。后来乾隆为他平反，一方面是彰显本朝“公正”，另一方面也是收买汉人士大夫之心，服务于清朝统治的现实利益。此时，袁崇焕又成了“忠义”的符号。
袁崇焕还是那个袁崇焕，他做过的具体事情（杀毛、议和疑云、北京被围）是客观存在的。但围绕他的“好”与“坏”的激烈争论，本质上是对这些行为“定性”的斗争，是不同立场、不同利益群体争夺历史解释权的话语战争。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那句名言恰如其分：“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解读袁崇焕，乃至任何历史人物，都难以摆脱当下的立场和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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