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纪0177
原文：
九年（癸亥、前238）
夏，四月，寒，民有冻死者。
王宿雍。己酉，王冠，带剑。
初，王即位，年少，太后时时与文信侯私通。王益壮，文信侯恐事觉，祸及己，乃诈以舍人嫪为宦者，进于太后。太后幸之，生二子，封为长信侯，以太原为国。政事皆决于，客求为舍人者甚众。王左右有与争言者，告实非宦者，王下吏治。惧，矫王御玺发兵，欲攻蕲年宫为乱。王使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战咸阳，斩首数百。败走，获之。秋，九月，夷三族，党与皆车裂灭宗，舍人罪轻者徙蜀，凡四千余家。迁太后于雍萯阳宫，杀其二子。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断其四支，积之阙下！”死者二十七人。齐客茅焦上谒请谏。王使谓之曰：“若不见夫积阙下者邪？”对曰：“臣闻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二十七人，臣之来固欲满其数耳。臣非畏死者也。”使者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尽负其衣物而逃。王大怒曰：“是人也，故来犯吾，趣召镬烹之，是安得积阙下哉！”王按剑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徐行至前，再拜谒起，称曰：“臣闻有生者不讳死，有国者不讳亡；讳死者不可以得生，讳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圣主所欲急闻也，陛下欲闻之乎？”王曰：“何谓也？”茅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邪？车裂假父，囊扑二弟，迁母于雍，残戮谏士，桀、纣之行不至于是矣！令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臣窃为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质。王下殿，手自接之曰：“先生起就衣，今愿受事。”乃爵之上卿。王自驾，虚左方，往迎太后，归于咸阳，复为母子如初。
解读：
公元前238年夏四月，气温骤降，天气异常寒冷，导致秦国一些百姓被冻死。
此时正值春播粟麦的幼苗期，突如其来的倒春寒摧毁了新苗。夏粮尚未收获，冬储粮却已耗尽，处于青黄不接的时节，底层民众因此陷入断粮的困境。同时，过冬储备的柴薪也已用光，平民通常只能穿着粗麻的“褐衣”或填充芦苇的“缊袍”，缺乏足够的御寒能力。这种缺粮少柴的双重温饱困境，是致人冻死的主要原因。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这一年除了气候异常，天象也很特殊。一颗彗星出现，划过整个天空，有时出现在西方，不久又出现在北方，从北斗七星方向往南持续出现了八十天。
古人秉持“天人合一”的理念，将横贯夜空的彗星视为灾祸的预兆。这种解读恰好与当年爆发的嫪毐叛乱相印证——当时刚刚亲政的秦王嬴政正面临权力威胁。史书记载，彗星、寒灾等自然异象与这场政治变局紧密相连：一方面，它们被视为上天对赵太后及嫪毐乱政的警示，为秦王清除太后集团与嫪毐势力提供了天命依据；另一方面，秦王迅速平定叛乱后，又于次年借助“天罚”的舆论罢免了权臣吕不韦，完成了权力集中，使这场权力更迭显得顺应天意。
秦王政年满二十二岁时，在举行冠礼前夕离开咸阳，前往秦国的旧都雍城（今陕西省凤翔县南），准备在当地的宗庙中举行成年冠礼。根据秦国礼制，秦王必须在二十二岁行冠礼后才能亲自执政，不再委托大臣处理国事。雍城作为旧都，建有许多祭祀上帝、天神、日月星辰、风伯、雨师的祠庙以及祭祀祖先的宗庙。秦王三年一度的“郊见上帝”之礼以及成年“冠礼”，都须在此举行。即使商鞅变法后都城迁至咸阳，这一惯例也一直延续。过去，秦惠文王和秦昭王都是在继位第三年于雍城加冠，秦王政同样遵循这一传统。
当时，秦王暂居雍城的蕲年宫。四月二十一日，他举行了加冠礼并佩上宝剑，这标志着他正式亲政，开始执掌大权。
秦王即位时年纪尚幼，其母赵太后常与文信侯吕不韦私通。随着秦王逐渐长大，吕不韦担心奸情败露祸及自身，便假称门客嫪毐是宦官，将他献给太后。太后极为宠信嫪毐，甚至与他生下两个儿子。她不仅封嫪毐为长信侯，还将太原郡赐予他作为封地。朝中政事多由嫪毐决断，依附其门下的宾客数量众多。后来，有与嫪毐结怨的侍臣向秦王告发其并非真宦官，秦王随即下令彻查。嫪毐惊恐万分，便盗用御玺，假托秦王之命调兵遣将，企图攻打秦王所在的蕲年宫发动叛乱。
秦王命令相国昌平君和昌文君率军平叛。双方在咸阳激战，斩杀叛军数百人。嫪毐兵败逃亡，最终被擒获。
同年秋九月，嫪毐被处以诛灭父、母、妻三族之刑，其核心党羽遭车裂灭门，罪行较轻的门客则被流放至蜀地，总计涉及四千余家。赵太后被强行迁往雍城的萯阳宫囚禁，她与嫪毐所生的两个儿子也被处死。秦王更颁布严令：“胆敢为太后之事进谏的人，一律处死并斩断四肢，尸体堆积在宫门之下！”此令一出，接连有二十七人因进谏而被杀。
就在这风声鹤唳的时候，来自齐国的门客茅焦请求觐见秦王进谏。秦王派人警告他说：“你没看见宫门前堆积的那些尸体吗？”
茅焦回应道：“我听说天上有二十八星宿，现在死者二十七人，我来正是为了凑足这个数目。我不是怕死的人。”与茅焦同乡并一起生活的人，听闻后吓得收拾行李逃走了。
秦王勃然大怒道：“这人分明是故意来冒犯我！快架起汤镬煮了他，看他还怎么凑数！”秦王气得按剑而坐，唾沫横飞。
使者将茅焦带进殿。茅焦缓步走到秦王面前，行礼参拜后说道：“我听说珍惜生命的人不避讳谈死亡，治理国家的人不避讳谈亡国；忌讳死亡反而难以生存，忌讳亡国反而难以长存。关于生死存亡的道理，正是圣明的君主急于想听到的，陛下想听一听吗？”
秦王问：“你想说什么？”
茅焦直言道：“陛下有狂妄悖理的行为，难道自己没有意识到吗？车裂假父嫪毐，把两个弟弟装进囊袋中打死，囚禁了您的生母，残杀了敢于进谏的忠臣——夏桀商纣的暴行也不过如此！让天下人知道这些事，人心就会离散，再也不会有人归附秦国，我私下为陛下感到危险。我的话说完了。”说完便解开衣服伏在行刑的砧板上。
秦王突然离开座位，快步走下殿，亲手扶起茅焦说：“先生请起来穿上衣服，我现在愿意听取您的意见。”于是封茅焦为上卿。
随后，秦王亲自驾车，空出左边的尊贵位置，前往雍地的萯阳宫迎接太后。母子一同乘车返回咸阳，关系恢复如初。
纵观历史，君王与母亲和解的故事并非孤例。早在春秋时期，郑庄公因母亲武姜支持弟弟共叔段叛乱，在击败共叔段后，将母亲安置在城颍，并发誓“不到黄泉，永不相见”。后来，臣子颍考叔以孝道劝说庄公，并献计“掘地至泉”，最终母子在地道中相见和解。
对比郑庄公的“黄泉见母”与秦王政的“雍城迎母”，可见某些相似之处：两位君主的母亲都卷入了威胁其统治的叛乱——郑庄公之母武姜支持共叔段叛乱，秦王政之母赵太后宠信并牵涉进嫪毐之乱。平叛之后，两位君主均囚禁了生母。最终，他们又分别在颍考叔和茅焦的劝谏下与母亲达成了表面的和解，其中平息舆论的考量是重要因素。
然而，深入分析，两者存在关键性的差异。郑庄公囚母后，主要面临国人对其“不孝”的指责，颍考叔的“黄泉相见”巧妙地化解了这一道德困境，重在修复庄公的政治形象。相比之下，秦王政的处境严峻得多。平定嫪毐之乱后，他不仅处死了太后与嫪毐所生的两个儿子，更残杀了二十七名为太后求情的大臣。这种逾越人伦的极端暴行，引发了政权存亡的危机。茅焦的劝谏直指其行为堪比暴君桀纣，警告这将导致天下离心、无人归附秦国。因此，秦王政的“迎母”之举，主要是迫于政治自救压力而采取的行动，也与次年罢免吕不韦有关，本质上是其巩固和集中权力过程中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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